◇石器、玉器、青铜器……不仅是器物九融配资端，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物化体现，其发展与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
上海博物馆馆藏晋侯 苏钟（资料照片）上海博物馆供图
博物馆已成为今人打开中华民族亘古文明大门的钥匙。经过岁月浸润的石器、玉器、青铜器……不仅是器物，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物化体现，其发展与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中华文脉延续千年，仍能生机勃勃、呈现持久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密码深植其中。
本刊从多个博物馆选取“镇馆之宝”，细观文物细节，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去感悟百川入海，探究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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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是夏商时期礼制体系的重要器物，随后大量出现在长江流域文明中，尤其以古蜀文明中的牙璋最为人们所熟知。
牙璋通常呈扁平长条形，早期功能可能与农耕相关，后逐渐演变为权力象征。例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牙璋两侧出现扉牙装饰，体现了龙形化特征，成为夏文化的典型标识。
二里头玉牙璋：“标记”夏文化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走进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看似平平无奇的玉牙璋，见证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非凡影响力。
这件牙璋长48.1厘米、宽11.4厘米，呈扁薄长条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刃，在璋身与柄部相接处的两侧边缘，有凸起的扉牙。整体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
“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共发现4件牙璋，均出自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中，表明牙璋已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
根据现有的考古实证材料，牙璋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早期的牙璋尺寸较小，造型也较为简单，大部分出自山地祭祀或者城墙夹缝中。”赵海涛介绍，到了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的器体尺寸大型化、扉牙形象龙形化、用途功能礼器化，并且作为夏王朝政治文化、礼制的标志性载体，从中原地区向四方扩张。
“在与二里头相距甚远的湖北荆州汪家屋场、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等诸多遗址当中，都出现了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赵海涛说，“相关研究表明，可能的传播路径，一条是通过湖北、湖南传到了广东、福建、香港地区，另一条则是顺着长江一直到达三星堆地区，然后继续向南传到越南北部。”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邓聪认为，牙璋的礼仪内涵功能在以中原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遗址群中大放异彩，而其向周边广阔地区传播扩散的路线也能清晰表明，当时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王朝认同、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的格局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认为，在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区域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满天星斗”各具特色的古国时代，进入以中原地区为主导、一体化发展的王国时代。
当前，经过60余年的持续发掘与研究，夏都的面貌愈发清晰。“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赵海涛说。
随着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朝存在、夏为信史”已成为学界共识。2024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30万人次，成为探访夏王朝的重要窗口。
夏代玉牙璋：填补陕西夏代考古空白
在今年全面开放、展出大秦岭区域六省一市文博珍品的秦岭博物馆展厅，一级文物夏代玉牙璋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夏代玉牙璋是氏族部落首领身份的重要象征。1997年，玉牙璋在商洛市东龙山遗址出土。这件长27.8厘米、宽7厘米的墨玉器，呈窄长条形，表面光洁平整，柄部倾斜，两侧各有一小齿牙，下中部钻有一圆孔。
秦岭博物馆馆长雷新锋介绍，这件玉器是商洛市商州区东龙山遗址中的随葬礼器，与玉戚同置于墓主胸部及左臂外侧，墓主推测为夏代部落首领。在陕西地区夏代考古中，玉牙璋是可作为断代依据的标准器物，填补了陕西夏代考古的空白。
“东龙山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从出现宫殿区开始形成、青铜器制造作坊开始出现等明显的二里头一期、二期文化特征，以及与玉牙璋一同出土的随葬品综合判断，这里是夏代某个重要部落或者方国的所在地。”雷新锋说，这一遗址处于二里头文化南向扩张的路线上，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研究夏代国家疆域范围、政治制度起源和部落礼仪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龙纹玉璋：见证玉礼制度成熟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展厅中央九融配资端，出土于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仲墓的人龙纹玉璋，被静静置于独立展柜中，发出幽幽的青辉。
走近细观，这件玉璋整体近似铲形，两面纹饰相同，上部是屈膝蹲姿的侧面人纹，面目庄严、发丝飘逸；下部则装饰有双龙纹，一龙在人身下，一龙在人足下，龙身卷曲，仿佛要腾空而起，动感十足。
“人龙纹玉璋通长33.3厘米、器身最宽处14.9厘米、厚0.7厘米，是虢国墓地出土器型最大、最为厚重的单体玉器，它材质优良、纹饰优美、雕工精湛。”虢国博物馆副馆长李清丽说，“其上的人纹应是周天子形象，象征着人可驾驭神龙，上天与神灵沟通，祈求国泰民安、江山永固。”
作为虢国墓地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虢仲墓随葬器物4601件，其中玉器多达1050件。“人龙纹玉璋位于内棺盖板之上，与玉戚、玉琮、玉璧、玉戈等礼器同出，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两周时期玉礼文化的直观体现。”李清丽说。
两周时期，用玉制度趋于成熟。
“在虢国墓地中，祭祀天地四方用的‘六器’、表示邦国朝聘等级的‘六瑞’，以及已失去实用功能转而作为仪仗使用的玉戈、玉戚等，均有所出土。”在李清丽看来，除了人龙纹玉璋，虢国博物馆三套大型联璜组玉佩同样“不可错过”。
这三套联璜组玉佩分别为七璜、六璜、五璜，均配合玛瑙珠、料器串联而成，纹饰以形态各异的龙纹或人龙合雕纹为主，望去璀璨夺目，华丽无比。
相关专家研究认为，大型联璜组玉佩是虢国统治阶层生前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玉璜数量与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如七璜组玉佩出土于虢国国君虢季墓，五璜组玉佩则出土于虢季夫人墓。李清丽说，“可见那时，用玉确已步入政治化、制度化和礼仪化的轨道。”
孕育“和”哲学
中国古乐发展脉络可追溯至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5000年前的陶鼓与陶埙，以及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磬等文物。这些古乐器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和”的哲学思想，还通过音律传递着天地自然的和谐理念。
贾湖骨笛：吹奏七声音阶的“鼻祖”
2025年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贾湖遗址考古发掘新突破，首次发现“一墓五笛”现象，从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及丰富程度看，有较多墓葬等级明显高于聚落其他区域发现的墓葬。
“2023年至今，我们开展了贾湖遗址第九、第十次发掘，共新发现骨笛20余支。个别骨笛中间有刻画符号，一侧有等距离划分的刻度，类似度量衡，与其他的不太一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
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的贾湖遗址，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因出土骨笛而备受关注。
“贾湖遗址出土的数十支骨笛中，部分可吹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在此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才有五声音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曾七次主持贾湖遗址发掘工作。1986年，他指导并见证了第一支骨笛的发现过程。
贾湖骨笛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的乐器。它的出土，推翻了中国七声音阶“西来说”，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时间，提前到了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晋侯苏钟：混搭的神编钟
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古代青铜馆内，灯光柔和。14枚大小不一的编钟组合而成的晋侯苏钟，静悬于展柜之中——青绿锈色斑驳，身披千年风霜。
晋侯苏钟一共16枚编钟，另2件收藏于山西博物院。这16枚编钟，形制和铭文书体完全一致，铭文内容更是完美吻合、严丝合缝。
铭文，是“侦破”晋侯苏钟身世之谜的关键。16枚编钟上的铭文，共有355字。它记述了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讨伐东夷的战争，因战功卓著受赏，以此编钟留念。
晋侯苏钟的“合体”，补上了一块历史拼图。《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献侯籍元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献侯卒。”学者考证，晋献侯命苏，就是晋侯苏钟的主人。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在史籍中没有找到记录。在为夏商周断代时，晋侯苏钟被看成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成为确定西周王年的一个重要“坐标”。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馆员葛亮认为晋侯苏钟有三大特别之处：
一是商代墓葬里并没有成套编钟出土，当时只有鸣响器。晋侯苏钟是目前已知西周时代最大的编钟。
二是编钟上的铭文不是在铸造时候就有的，而是后来用利器凿刻上去的，其工艺与历史价值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实物。
三是晋侯苏钟根本不是“一套编钟”！“我们从铭文推断：晋侯苏打了个大胜仗，收获了很多重要战利品。他从约三套编钟里挑选了一些最好的，‘混搭’在一起，并且在编钟上凿刻铭文记录战功，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组‘神编钟’！”葛亮说。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磬氏为钟九融配资端，一钟双音”，显示西周工匠对声学规律的掌握已相当精妙。考古学家轻轻敲击晋侯苏钟，发现很多钟体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印证了“一钟双音”记载。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编钟是在聚会时奏鸣的乐器，一方面分享欢乐，一方面也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友善。”葛亮说。
铭刻文明记忆
许多青铜器铸造时会在器身刻写大篇幅铭文，记述作器者事迹、作器缘由，成为研究当时历史宝贵的一手史料。鼎作为古代中国王权的重要象征，青铜礼器作为“周礼”的物质遗产，在历史更迭的叙事中无数次站在舞台中央。
大克鼎：三千年前的历史档案
2024年2月2日，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博物馆东馆启用。作为上博镇馆之宝、被海内外瞩目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如约出现在了先行试开放的中国古代青铜馆中。
展柜里，大克鼎静静矗立，庄严端穆，完全想象不出它的身世是一段从陕西扶风到黄浦江畔的传奇历史。
清代光绪年间，一个寻常的午后，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一位农人无意中的挖掘，让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大克鼎重见天日。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达201.5公斤，造型雄伟厚重，鼎腹呈半球形，双立耳，蹄形足，器壁厚实，气势恢宏。
鼎身装饰着华丽的三组兽面纹，展现着西周晚期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
大克鼎鼎腹内壁铸造290字铭文。这些文字整齐划一，笔画圆润有力，布局严谨，是西周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典范。
铭文记载了西周晚期，贵族“克”凭借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受到周王册命并获得丰厚赏赐的内容。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个人家族的荣耀，更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
“从这份铭文记录来看，克的爷爷辅佐先王有功，克受到周王的恩宠重用。”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葛亮说。
大克鼎铭文结尾处铸铭着“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文字。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认为：“从大克鼎等青铜器的铭文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将重要的历史事件、治国理念铸刻在青铜器上，不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传承给后代。这种‘功烈铭乎金石’的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莲鹤方壶：春秋最美青铜器
在河南博物院诸多“镇院之宝”中，出土于河南新郑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造型特别——壶腹装饰有精美的蟠龙纹饰，蟠龙龙角竖立，极为生动，壶体四面各装饰一只神兽，呈向上攀援姿势，圈足底下有两条卷尾兽，其头转向外侧，与蟠龙神兽遥相呼应。尤为出彩的是，方壶顶部十组双层镂空莲瓣舒展盛开，中央昂首而立的仙鹤双翼舒展，引颈欲鸣。
“郑公大墓出土的方壶为一对，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只在尺寸上稍有不同。”河南博物院研究馆员曹汉刚说。目前，另一件莲鹤方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朵莲、一只鹤，让硕大壶体的感觉轻盈起来，“壶盖所展现的清新俊逸、活泼生动的意境，一改商周时代青铜器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由威严变得奇巧。”曹汉刚说。
相关专家认为，莲鹤方壶既有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又有楚地的流动飞扬，是中原晋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
精工致道
凝视穿越九千年的桂叶形石器，不仅看得到先民的手艺，更有一个民族对精工致道的永恒追求。
小南山桂叶形石器：石破天惊的加工技术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一件形似桂叶的黄绿色石器静卧于丝绒之上。石器长25厘米，宽5.8厘米，通体磨制光滑，刃部锋锐如新。这件一级文物1958年被发现于饶河小南山脚下，朴拙的形制背后，隐藏着文明破晓时分的创新密码。
该石器为周身琢，中间厚，两侧薄，形制对称，厚薄均匀，边刃加工制作锋利，是镶嵌在骨刀梗上的石片石器，属刮削器一类。器物两面都经过两次“压制法”的修理。
专家介绍，首先，由毛坯的两侧边向中心用力挤压，压下了长而薄的石片，在其两面留下大而平的石片疤，使它成为非常薄的半成品。在此基础上，沿着周边两面作第二次压制修理，在石器的周边留下细而平，且相当均匀的脱落小石片疤的痕迹，使石器的形状变得更加规整，刃口和尖更加锋利。
这样的加工技术代表了人类打制石器技术的极高水平，这样的文物目前为止在我国是首次发现。
桂叶形石器造型既模拟自然界桂叶的形态，又暗合箭镞的流线。
桂叶形石器的发现只是“前菜”。2015年开始，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饶河县文物保护中心正式对小南山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出土玉器、石器等文物上万件，其中玦、环、管、珠、璧、斧等构成的玉器组合反映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面貌。
“根据碳14测年和考古学研究，小南山遗址玉器集中出土的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900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小南山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有骞表示，这不仅将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向前追溯了1000年，而且向北推进了1000多公里，颠覆了以往对玉器起源的认知。
小南山玉器群的辉煌，建立在一项石破天惊的技术革新之上——世界最早的砂绳切割技术。凭借这项关键技术，破解新石器时代玉料加工难题，玉料得以从稀缺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标准化加工的礼器坯材，极大地提升了制作效率和形制规范。这一技术范式，从小南山所在的东北亚地区萌芽，随后沿江河南下，一路跨越山河，深刻影响了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乃至华东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为后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辉煌灿烂的玉礼器体系诞生，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技术基石。
汉风唐韵富足生活
中国说唱艺术源远流长，其根脉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俳优表演，是民间说唱的早期形态。俳优，即古代专事乐舞谐戏的艺人，表演形式多样，涵盖歌唱、舞蹈、杂耍，甚至融入简单情节。他们一边击鼓高歌，一边插科打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至秦汉时期，说唱艺术尤为兴盛，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内容。
东汉陶说唱俑：见证天府之国的富足安宁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东汉陶说唱俑属国家一级文物，高66.5厘米，于1963年出土于四川省郫县宋家林砖室墓。陶俑头顶椎髻，双目微闭，歪嘴吐舌，表情生动。两臂上耸，左臂佩戴环饰；左手托小鼓，右手执槌作敲击状。俑像上身赤裸，双乳垂至腰际，腹部圆鼓，臀部后翘。宽肥的长裤垂落至臀，似有继续下落之势。
文物造型鲜活，生动再现了汉代俳优表演者的职业形象，不仅是汉代说唱艺术繁荣的见证，也展现出古代雕塑艺术的高超技艺。
近几十年来，四川地区已出土十几件说唱俑，其中以两件最为著名：一件是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坐式击鼓说唱俑，另一件是四川博物院所藏的这件立式说唱俑。其手舞足蹈、笑容满面的样子，仿佛正定格在说唱最精彩的瞬间。
汉代人们为什么要随葬徘优俑？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琴告诉记者，这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人们喜欢将生前的生活场景在墓葬内复制，以期望死后可以继续生前的生活或者过上生前没有得到的理想中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些随葬品中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
众多说唱俑的出土，反映了说唱艺术在汉代的流行，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四川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百姓生活日渐富足安宁。
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器之巅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件“艳压群杯”的唐代玛瑙酒器——镶金兽首玛瑙杯，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雕刻而成的，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
工匠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整体为兽角形状，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杯子的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兽嘴处的镶金则是酒杯的塞子，达到了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与杯身连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看上去十分美观。
作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代表着唐代玉器的绝佳水平。
它的造型取材于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在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是东西方交流不断加深的有力见证。
“唐代贵族用它饮酒，说明唐人对西方宴饮方式有所借鉴，是我们观察公元8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本’。”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双怀告诉记者，唐代的文明互鉴促进了域外“胡风”与汉文化在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融合，从而形成了雍容大气、海纳百川、豪情万丈的盛唐气象，这对当代的跨文化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瞭望》2025年第45期（采编：徐阳光）九融配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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